我究竟归属于何方？全球化已让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地理和文化定位。在城市里，尤其是在那些超级大都市里，这一问题就让人更生好奇之心。换句话说，在这些大都市里，我们原先对于地方的理解变得模糊不定。它们已不是边界分明的同质区域，而成了一些相互联系的空间。在这些交互的空间里，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构成则包括本土的、国家的以及跨国的物质和文化资源。
当人们问起我们现居何地之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很难作答。如齐格蒙特鲍曼所称，“有意义的栖息地”是那些既能伸展又可以收缩的空间。我们都生活在“充满机遇和自由选择的栖息地”（Bauman，：；Hannerz，：42—43）。当然，有时我们也无法如此自由，但还能够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来源于诸多地域的各种艺术风格。这些信息与风格元素不是“栖息地”固有的，却赋予“栖息地”多元性和灵活性。我们在自己的居住地和游走于不同城市的过程中想象并构建着我们的归属地。
将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城市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各大城市的内在差异，以及城市的本土性、民族性和全球性之间差异的多种多样。根据阿马利娅西尼奥雷利所述，美国许多城市“都已逐渐演变成了贫穷或富裕犹太人聚居区，各社区相互分离，不存在依赖，却都只要存在，便难断与国家的*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关联”，并常由“并不一定属于该城市的指挥总部”领导。因此，犹太人聚居区内部合并的过程和组织机制“就慢慢地局部地区化，越来越微型化，并在其内部只担负单一区域的功能，由此就更加突出它的独立和分离之特点”（Signorelli,b：54—55）。理查德森尼特指出，美国城市内按照种族和阶级分离而居的状态以及那种总要“跟同类一起”的思维，是造成对外来人口多疑、低容忍和充满敌意的根源，而这情况又由于美国人对于秩序感的偏执追求而进一步强化（Sennett，：—）。齐格蒙特鲍曼同样评论道：在极端同质化的城市或社区内，要“培养出能够正视人类之间的差异性和各种形势的不确定性的品行和机智”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倾向是“对他者抱有恐惧之心，仅因其为他者”（Bauman，：64）。
在欧洲以及借鉴了欧洲模式，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模式而形成的拉美城市中，城市发挥着推动各类移民完成现代化并相互融合的功能，这些移民不仅包括外国人，也包含了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虽说存在穷人区与富人区、中心区与郊区之别，但城市依然促进了多族群的和睦相处。这一模式具不均衡性，然而整体上并未将“本地”和“外地外国”的标签分得过于清楚。
在最近二十年间，巴黎、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等城市移民数量的增长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使得人们采用街区封闭并设立各类监控系统的方式加强防卫，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和交互的片段性越来越像美国的分离模式。然而一体化的城市规划仍是主流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中产阶级还是对于广大民众，大型城市是跨文化实现的场所。或许，“要实现信息传播，并在一个足够广大的人群之中对不同体验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一个关系网络，尽管这一网络对于全球性社会系统并不重要，大型城市是唯一可能的空间”（Signorelli，：55）。示威者的游行，还有工人、学生、妇女和居民的抗议，社区广播以及跨国电视台都是城市重大事件，它们在城市里发生，同时主要反映城市里或不同城市之间的问题。即使是在美国，上述活动也属城市行为，上述网络成为各类运动的城市基点以及克服分离问题（虽只是偶然成功）的路径。
当地时间年8月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麻省理工学院的可感知城市实验室使用3D激光扫描数据来观察巴西的贫民窟。
城市复兴我想再具体探讨一下从何种意义上说大城市是对全球化进行想象并将全球化与民族的和本土的事物关联起来的空间。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学者做过研究，当时主要涉及第一世界的大城市。萨斯基亚萨森以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分析开启了这一研究方向。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霍尔迪博尔哈和彼得霍尔则聚焦欧洲城市，并改变分析角度，摒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流行的对城市衰退的警示视角。全球化的都市主义回避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犯罪行为等城市灾难，转而表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下滑趋势局部得到控制以及技术的创新。为佐证此般日新月异的变革趋势，还提及一些城市出现的“回归市中心”现象。保罗佩鲁利将巴黎和柏林列入城市复兴的范例。巴黎是因其前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策今日已结硕果，而柏林则得益于东西欧统一的实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大都市，尤其是那些欧洲偏南部的城市，诸如巴塞罗那、慕尼黑、里昂、苏黎世、米兰和法兰克福等，在朝着这一方向的发展中扮演着新的角色。这些城市的经济和文化重启，就业率增加。这个增加不仅仅发生在第三产业，也发生在长期不景气的工业领域：新型非物质网络的基础建设在形成规模，宏大的公共工程也得以推动。相似的现象也在纽约城中得到印证：纽约这个曾因暴力问题与社会堕落被某位城市规划学者定义为“西方文明的终点站”（Koolhaas，）的城市，近些年的凶杀和抢劫案件不断减少（也许得归功于监控摄像头的投放？），开始兴建新型艺术和商业中心，此外还成了众多知名出版社、多家报社、多家杂志社以及多家网站的总部所在地。
成为全球化的城市究竟需要哪些要素？上文提及的学者们指出需要以下条件：一，跨国企业，特别是从事管理、研究和咨询的机构能够发挥强大作用；二，国内和国际人口的跨文化混合；三，聚集一批精英艺术家和科学家而获得国际声望；四，国际旅游人数居高。（Borja，Castells，；Hannerz，；Sassen，）
可能有人要问：“城市复兴”到底是否真实？又是谁能在超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获利，毕竟大多数人都只能作壁上观？这样的批评是针对上述提及的几个城市的。我曾于年10月参观了柏林市中心的修缮工程。当时25万名劳工夜以继日赶工，要让诺曼福斯特、伦佐皮亚诺、贝聿铭及其他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楼拔地而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德国人能那么快速地就把波茨坦广场上曾将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旧址留下的历史伤疤掩盖好。彼时，仅有些许建筑物尚存，其中最显眼的便是那口巨大的井，因当时还在修建中，不允许人进入工地。但还是可以登上InfoBox——那个巨大的红色塔楼，楼上一直播放着关于该工程完工后的样子的概念短片。此外，还有一家售卖各种“纪念品”的商店，出售之物包括电脑合成的各类建筑完工后的“照片”、宣传画册、装饰物、T恤、影音产品、海报和印有未来建筑工程图片的纪念杯，甚至还有组装虚拟建筑的拼图游戏以及互动式光碟。游客能够“亲身体验”这个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并且还能作为观众象征性地参与戴姆勒奔驰和索尼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建设工程。全球性的现代化对于局外之人来说不过是一出戏，而对尚未存在之物先制作“纪念品”，以此来构建一个新的融合与记忆想象体，却是合乎情理的。
全球化的城市与传统的非多元融合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第三世界的特大型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几位研究此问题的专家都将既定的全球化城市和“新兴城市”区分开来。前者包括纽约、洛杉矶、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东京和香港，这些金融、保险、咨询、广告、设计、公共关系领域以及音像和信息产业管理的老牌中心。与此同时，“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则涵盖巴塞罗那、圣保罗、墨西哥城、芝加哥、中国台北与莫斯科等城市，那里的全球化服务业与传统行业、非正式或边缘化的经济活动、低效的城镇服务，以及贫困、失业和糟糕的治安状况等现象同时存在。
第二类城市，即“新兴城市”，正处于传统的极端方式与全球性现代化的对立之中。此般局面为全球一体化提供便利，然而同时也为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平等和排外现象提供了土壤。这样的问题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年轻人就业困难上：或因经济条件的不平等，或因教育培训的缺失，他们在劳动市场上难以立足。
分裂和不平等，即存在于全球化的城市和本土的、边缘化的、不安全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是阻碍许多城市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中重新找到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博尔哈和卡斯特利斯指出全球化的一大风险是变成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全球化：“城市的一部分被打包售出，另一部分则处于被雪藏或是被抛弃状态”（BorjaCastells,：）。许多美国城市曾在早年遭受过治安和暴力问题的困扰，使得其城市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于是，当时这些城市采取了专项*策实行强化整治（其中有些是不民主的），又开展艺术文化活动构建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间。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特大城市中，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府执*力的削弱使得提升各类服务、改善社会治安、调动新的经济文化资源以革新城市生活以及扩展城区向外辐射等目标难以实现。同时，失业问题不断加剧，年轻人就业尤其困难。
边缘城市的全球化
正如对城市（如柏林、巴黎和维也纳）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化一样，我们可以思索一下是否今日对城市变革的探讨有助于一些全球化理论问题的解决。若我们一致认定特大城市（或至少是其中几个）是全球化运动在工业、金融、公共服务和传播等领域得到体现的场所，那么公共空间的转变则能给予我们理解全球化趋势及其与本土文化互动的密钥。下文中，我将着重分析在一些拉美城市中发生的文化代表意义与城市视觉形象的变化，墨西哥则是重中之重。此般分析是为理解在*治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艰难”过程中，对于全球化的想象构建发挥着何等作用。这就要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同时也促使我们去探究在所谓的全球化城市中，如何重新界定城市属性和公民身份。
墨西哥城
与其他殖民城市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和墨西哥城曾是该区域的重要首府，也是与西班牙连接的枢纽城市。此类跨越国境的交往联系，在民族独立运动之后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仍在持续。大型的港口城市从二十世纪初起就一直保持开放，而当地的传统则和与之进行贸易来往的大都市的舶来文化相糅合。比如，大西洋沿线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哈瓦那和里约热内卢，同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有来往，而哈瓦那与里约及非洲大陆有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利马和巴拿马则与美国以及亚太地区往来甚密。在这些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雏形，只是它受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必须优先与某一个大型城市保持密切往来。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上述拉美都市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意义主要取决于它们作为其所在国的*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当今，墨城和圣保罗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化城市并非因为它们是区域的中心抑或与某个“宗主国”有密切联系，而是由于它们成了世界级的经济和传播网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心。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年，墨西哥城的人口从万激增到万，墨城的城市结构却仍然保持着十六世纪由西班牙殖民者所设定的方形结构。直到大约五十年前，城市生活都还在划定的区域里进行，其地理、*治和文化的中心位于老城区（位于今墨城市中心地带），而老城区由殖民时期的老建筑、十九世纪的建筑以及其他一些能让人想起史前历史的考古地点构成。
在这一时间段里，国家*府一直都是民族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墨西哥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诸如印第安族群之间的分化以及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分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国家成立后所建立的铁路运输系统、国家经济市场、一个以卡斯蒂利亚语言为基础的教育系统、单一**内的*治一致以及权力集中的工会。同样，文化财富也促进了此般大一统的实现：通过手工艺术、现代造型艺术和电影艺术，形成了综合反映自身民族文化的财富。所有这些文化的想象体在国家博物馆和国际博览会上频繁展出，在庞大的公共壁画中来回呈现，在乡土记忆和城市情感交织的电影中重复演绎。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二十世纪初只有10%的墨西哥人住在城市里，而七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70%），各种地区资源，如教育中心、博物馆、有纪念意义的考古地点和墨西哥*府保留下来的殖民时期建筑，都越来越聚集一地——以首都墨城尤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的文化保护*策比其他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要健全。
从半个世纪前至今，墨西哥城的公共空间、人们聚集和交往的方式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早在年，墨城作为首都其面积也仅是现在的三个中心区(贝尼托华雷斯、夸乌特莫克和科约阿坎)那么大。那时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城区内，倒是也有有轨电车，还有辆马车、辆汽车以及辆负责日均百万人流区际流通的公交车。市民步行就能走到老城区，真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话，行进距离也不超过五公里。那时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阅读报刊来获取信息，而更多人则更倾向于收听电台，并且人数开始不断增多。人们常会去看电影，或去舞厅和公园消遣。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视频。大学、书店和剧院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
从城市空间到媒体领地《想象的全球化》，[阿根廷]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著陈金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
从一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到一千八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的转变，引发了涵盖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学、信息和娱乐领域的诸多变化，而对于这些问题，文化*策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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