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柏坚*启臣
开篇语/“广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深、历代相沿、 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没有古老的广州港,中国对外贸易史也就支离破碎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一书中的评价。远在秦汉时期,时称番禺的广州已是海上贸易中心,历经唐宋两代中外商舶云集的*金时代,到清乾隆二十二年(年)获得钦定“一口贸易”的殊荣。
两百年后,年4月25日创办于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TheChinaImportandExportFair,简称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是这座饱经千载风雨的开放前哨,在现当代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外贸大潮中,仍能引领风骚的明证。
今年新春伊始,中国以及全球各地都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危难之际,最可贵的是处变不惊,以变应变。4月7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届广交会将于6月中下旬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这场已延续超过一个甲子的中外贸易盛会,又将焕发新生,再一次傲立潮头。
此时此刻,我们回望一个半世纪以来华南商都的外贸风云,可谓正当其时。
清同治八年(年),即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前,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与中国贸易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四分之一航程。
国际金融行情急剧变动,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展,中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有两千多年历史、长盛不衰的广州口岸外贸活动,随之水涨船高。
自同治九年至宣统三年(~年),是晚清的 四十年,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 波浪潮起伏的关键时期。
本期内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催动外贸复苏(~年);二,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动荡大变局中继续曲折前行(~年)。
战火过后“同光”复苏
先说 阶段广州外贸的复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对外贸易逐步半殖民地化,伴随着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在外来强权软硬兼施的胁迫下依次开放,清中前期由皇帝钦定“一口贸易”的广州,外贸数额呈明显下降趋势。直至同治四年(年)左右,下降趋势才转为停滞状态。但同治九年之后,广州外贸又一度出现复苏迹象。
据广州海关各年关册(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所载“洋货净进口、土货净出口”数据,同治九年至光绪十一年(~年),广州口岸进出口总值从未达到过三千万关两(编按:又称“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以同治十三年(年)为 ,约万关两。
从光绪十二年(年)起,广州口岸外贸上升幅度又很大,全年进出口总值跃升到多万关两,此后四五年间一直维持在万至万关两左右。光绪十七年(年)以后,突破了万关两,第二年即达到万关两以上,为这二十五年里的 纪录,与 的同治十三年相比增长了83%,到光绪十八年(年),更增长了%以上。短短不到二十年间,进出口总值翻了一番,可见当时广州外贸发展速度不慢。
再进一步说,这二十五年间,广州口岸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商品的货值,都呈增长势头。研究这一时期广州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值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其复苏态势。从广州海关关册统计来看,同治十二年(年)进口洋货已有79种,到光绪十八年增加到种,大宗洋货以鸦片、棉产品(棉花、棉纱、棉织品等)为主。其他杂货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种类繁多。出口土货方面,同治十二年已有种,到光绪十八年增至多种,以茶叶、蚕丝为大宗。
棉花、洋纱与鸦片
棉花本来不是中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一直有大量出口,但广东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广东乡间认为种棉花耗费劳动多,却很可能“有劳而无功,成本得利之比,与杂粮相差不远”。大致来说,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主要与气候有关。广东多雨,本地不种棉,往往要从北方地区和外国输入,史籍记载“中国输入之棉花,悉为印度所产,恒在广州、汕头二埠进口,而输入广州者较汕头为多”。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年),大多数年份广州进口外国棉花都在10万担以上。而光绪四年至十八年(~年),则从未达到10万担,波动剧烈,似无规律可循。光绪十九年后,更跌至1万多担。
个中缘由,按时任广州海关英籍税务司德鲁的说法是,“这种衰退是由于印度外汇状况混乱,以及本地(指广州地区)长久的水灾,导致乡下织工贫困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国外棉纱的大量输入,限制了作为棉织原料的棉花之需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附近就有家庭用洋纱上机织布了,尽管洋纱进口还不算多。
直到年,受太平天国战事波及,广东红巾*暴动,紧邻广州、棉纺织业发达的明清“天下四大镇”之一佛山镇遭遇战火,纺织工业摧残殆尽,“棉花遂无销路,而英制棉纱,乃乘机代兴矣”。故广州口岸棉花进口量缩减,不能简单视为广州外贸的局部下降,必须全面考虑当时当地的动荡和变迁。
咸丰四年(年)以后,广州棉纱进口量逐步上升,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同治九年至光绪五年(—年),洋纱输入一版在2万—3万担左右,光绪七年至十三年(—年),升至4万—5万担。其后数年平均每年输入量达到近14万担以上,成为洋纱进口的一个高峰。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广州口岸进口洋纱的价值,在进口货中仅次于鸦片,成为第二大宗。
不过,在蒸蒸日上的对外贸易数据中,有一个惊人的污点无法轻易抹去。自有鸦片贸易以来,广州就是此项贸易的一个中心地区,直到年,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鸦片交易的 市场。当年的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说过,鸦片在中国的消费“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5,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5”。
咸丰八年(年),中英《天津条约》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进口数额便列入海关关册中,而入册数值显然比实际入口鸦片数要少得多,香港更由此成为东亚地区 集散地,珠江三角洲密布的河网中有许多民船在走私鸦片,海关根本无法统计。英帝国殖民者作为当年世界上 的“合法”*贩,以“自由贸易”之虚名,凭凶悍横行武力,行贪婪掠夺之实,在华赚得盘满钵满,眉笑眼开,可蜂拥而来、无孔不入的*品却在近代中国贻害无穷,这一笔烂账,该如何清算?
主权渐失苦涩成长
在出口方面,茶、丝一直是广州口岸 宗的传统出口商品。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年间,广州的茶叶和丝的出口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基本摆脱了主要依赖外省供应货源的局面,转为更多以邻近地区产品作为出口货源。仅从这一点来看,广州口岸在此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就有可观的成长。
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年),广州红茶出口量平均每年为多担,到了光绪十一年(年),更是达到高峰,出口红茶超过13万担。但好景不长,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广州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红茶的对抗和排挤,出口量又逐年下降,到光绪二十七年(年),红茶出口量跌到只有担。
总的来说,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年),即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继续着复苏势头,贸易额激增,进出口总值从年的万关两,增至年的万关两,突破了一亿两大关,增幅高达%左右。造成这种明显复苏态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商品倾销。同治到宣统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它们不仅加紧了对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还开始对华输出资本,并划分势力范围。这40年间,西方列强及东亚“新贵”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资本渗透的合法地位,又通过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年)的三次大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海关。不仅把持海关的行*管理权,还得寸进尺地取得了经济支配权。同时还在竞相争夺“势力范围”和“租借地”,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这段时间内,还强迫中国开放了又一批通商口岸。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加紧资本输出,这些投资集中在银行、运输、进出口贸易等行业,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广州外贸的复苏和增长,但它们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以运输业为例,大量外国轮船公司在广州设立并开辟多条航线,广州地区本土船运公司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以光绪二十九年(年)为例,广州港进出本国轮船艘,吨位43万余吨,不及同期外国轮、帆船数量的一半及吨位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广州进出口贸易的运输权便被外国人所控制,造成广州进出口贸易的畸形发展。
更为恶劣的是,列强还大力争夺广州的船运权,迫使清廷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其《续约》(年、年)、《修改长江通商章程》(年)、《辛丑条约》(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年)等一系列有关船运权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大门进一步打开,亦使得广州门户洞开。这样更加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尤其是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贯通苏伊士远连旧金山
外国资本设立的众多洋行,如英资怡和洋行、丹麦慎昌洋行、美资美孚及德士古火油公司等,直接垄断中国及广州的对外贸易。有人当时这样说过:“华商丝厂之资金,往往借贷于洋行,听取其操纵。洋丝商任意选择标准,规定价格。”
在广州兴办的外资洋行、运输业、银行业共同构成对广州外贸的把持,它们互相联手、共同进退,掌控了广州外贸的主导权。有广州本土人士曾揭露说,“在其背后,本国领事为之输通信息,船业公司为之料理转运,保险公司为之担保损失,本国银行为之融通资金,驻外代理为之招徕主顾,无怪乎洋行永能操纵本身生丝对外贸易之权力。”
当然,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商办的民资资本主义工业在广东应运而生,主要有机器缫丝业、制茶业、造纸业等,它们为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也生产了更为充足的货源,对年至年间的广州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间交通、通讯和运输设备的改进。这又回到本文开头所叙的史事: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被打开,英国殖民主义者仍是沿着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后开辟的东西方航路,即从欧洲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和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活动的继续膨胀,这条路途遥远、险象环生的海上商路,显然不能让它们满足,故必须寻求和开掘更为便捷稳妥的路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两项重大工程有效地促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愿望, 个那就是同治八年(年)11月正式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第二个则是十年之后的年6月,由上海经伦敦 延伸到旧金山的电报通讯,还有新加坡到香港的海底电缆,都开始接通使用。稍后的年,广州设立电报局,电缆连通港、澳,开办了电讯业务。
以上大规模基建工程的完成和启用,使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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